———访长三角16城市农民工专项调查课题组负责人钱文荣

　　随着工业化、城市化的快速推进，随着社会经济的快速转型，农民工这一阶层所发挥的作用越来越被社会重视，所出现的问题也越来越受社会关注。究竟应该如何看待转型时期的中国农民工问题？如何才能较好地解决农民工问题？最近，浙大“卡特”研究人员在“长江三角洲区域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研究”重大项目和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资助下，对长三角16城市的农民工进行了专项问卷调查，调查样本达10000多份，从中发现了许多问题，也得出了许多结论，提出了许多建议。为此，本报记者专访了课题组负责人钱文荣教授。
　　贡献重大，所付出的代价也十分沉重
　　钱文荣介绍说，他们所做的调查结果显示，农民工在为社会经济发展做出重大贡献的同时，却没能获得相应的待遇和社会地位，他们自身在身心健康、家庭婚姻、子女教育等方面付出了沉重的代价。广大农民工正在成为社会弱势群体的象征、社会关注的重点、和谐社会构建的关键。他据此认为，如果不能尽快解决农民工的上述问题，则不仅会加重“三农”问题，而且会严重阻碍我国经济社会的持续发展和实现现代化的进程。
　　城乡二元制度阻碍农民工市民化
　　钱教授的研究表明，城乡二元制度对农民工的市民化进程构成了严重阻碍。这些制度包括就业制度、住房制度、教育制度、医疗保险制度等在内，其中以户籍制度为核心，把人分成两个社会阶层。即使进城多年、已改变了职业身份的农民工，由于户籍关系，至今仍然被排斥在城市管理体制之外，无法融入城市社会。近年来，户籍制度有所松动，但并没有实质性突破。钱教授认为，改革户籍制度的关键，应该是将依附在户籍制度上的就业、住房、教育、医疗保险制度打破。
　　迁移时首先考虑子女教育问题
　　农民工进行迁移决策时，首先考虑的是什么？这次调查研究的结果是，子女教育问题。因此，这一问题将直接影响我国农民市民化和社会经济转型的进程。从更长远的角度看，子女教育更是关系到下一代的基本素质，从而影响第二代农民工（姑且还称之为“农民工”）能否完全融入城市社会，成为真正的市民，并最终完成社会经济的转型。
　　“中间化”城市化道路值得推崇
　　钱文荣教授指出，农民工转移应走“中间化”道路，也就是人口和产业向中间层次的城镇集中，一是大城市的人口和产业向郊区的卫星城转移，即郊区化，二是农村和小城镇的人口和生产要素继续向更大规模的城镇，主要是中等规模的城镇和大城市郊区集中的方向。这是城市化的传统演变方向。而能够较好符合这两个方向的载体，主要是把县城发展成为人口在50万人左右的中小规模卫星城。也就是说，长三角地区的城市化要以发展卫星城为主要载体，形成“大城市———卫星城———中心镇”网络式的城市化格局。
　　刘易斯“拐点”不会自动到来
　　钱教授的调查表明，由于我国城乡二元社会结构的存在，刘易斯的“拐点”根本就不会自动到来。城乡二元社会结构的存在，还导致了劳动力市场的非整体性和扭曲性，使得农民工的供求市场存在多种结构性的矛盾。加上刘易斯模型第一阶段的实践所带来的产业结构低端化与农民工低工资的恶性循环，刘易斯模型的第一阶段（农村劳动力无限供给阶段）在中国还不能完全结束，即：在还存在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的情况下，一方面，在我国一些经济发达地区的城市出现了比较明显的劳动力供不应求现象，另一方面，在农村，特别是在一些经济相对不发达地区的农村，大量的剩余劳动力仍无法顺利转移出来，即刘易斯模型的第二阶段“拐点”还无法自动到来。而要进入刘易斯模型的第二阶段，关键是深化改革和加快转型。
　　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职能不能混淆
　　要解决农民工问题，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应各司其职，而不能混淆职能，这是钱教授本次调查研究的最终结论。
　　钱教授认为，近年来，中央政府十分重视农民工问题，先后出台了许多政策。但并没有从国家层面废除户籍身份制度，也不提供全民社会保障的财政支持，这在一定程度上将落实农民工子女义务教育及社会保障等义务、责任（财政负担）下移到了地方及城市。
　　现实中，一些城市对外来的农民工有条件地开放居住、就业、入学、社会保险等权利，但由于中央政府并没有在国家层面做出实质性的制度调整，农村户籍人员的国民待遇存在着严重的空洞化现象，这种状况构成了城市开放市民权的一个现实障碍：国民待遇的空洞化加大了城市市民权的成本，城市政府出于避免财政负担、确保城市竞争力的需要，会倾向于控制开放度。同时，为了减少人口规模压力，并满足城市人力资源需要，城市也会设法根据自利自保的需要，制定相应的吸纳和排斥外来人员的政策。
　　基于此，钱教授认为，目前至少有三大职责必须由中央政府来承担。一是户籍制度改革。二是义务教育的财政负担。三是最基本的社会保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