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鸣：其实我是做历史的，在这讲农村问题是擦边球。我跟湖北专家做学问态度不一样，我就是好玩，做历史好玩就在于有一点，就是说你感觉这个事，有那么一个坑，前人绊跟头，后人还绊，他会在同样的一个坑上摔N次，所以我就说这个事很好玩，但是我觉得我们在农民问题上，实际上又出现这个问题了。

就是我们讲中国处于转型时期，但是100年前我们就在转型，而100年前的转型跟现在的转型有很多的相似之处，我来之前，我跟一些教授聊，我们跟当年的很多事都很相似。我们听政治局专家讲话，当年老佛爷，光绪皇帝也这么干，特相似。今天我们讲农民的问题，我觉得好多事都是说，农民问题很大程度上是一个城市化的问题。刚才老党讲的时候，我就说，你别说了，你说完了，我就没什么说的了，我们的看法一样。实际上就是说，我们现在面临什么问题呢？看到一个城市化的趋势，这个城市化趋势，其实从100年前就有，我们解放以后，我们这个中国建立一个蜂巢结构，他不仅有一个格子，把人放到格子里面，有工蜂区，格子格子之间不能窜，区域区域之间更不能窜，但是后来变了。有一些工蜂就窜了，他不仅窜出了格子，还到了蜂王区，发现整个蜂群的利益大变，但是我们的蜂王还是这么想问题，就是说，但愿农民进了城，不要再城里扎根，做候鸟，在城里贡献完青春之后，就回去，但是问题是什么呢？问题是农民不见得那么听话，有些是做候鸟，但是很多人就不做候鸟，从燕子改当麻雀了。我留下了。我说实际上已经经历了三代第一代是青壮年进城，第二代是带着配偶进来了，第三代是孩子也来了。这个问题怎么办？

他们领导想得很好，我们还是尽可能让农民做候鸟，我不会让这些门槛，尽可能这些门槛我都不撤。让农民能够回去，但是实际上根本做不到。当年上海开门，很多农民都来了，有的是坐船来的，上岸，打工，打工打着打着，就把船来抬岸上来了，出现了棚户区。那个时候用人单位的领导根本不管农民工的各种生活，性生活，孩子，结婚，都不管。但是那些农民工一样结婚，盖房。就算一把火烧了，农民一样顽强的又重建。我们现在的问题和当年一样，如何安置这些进城的农民在城里住下来，这是现在的一个很重要的问题。也就是说，你想让他不住进来，这是挡不住的，他早晚都要进来。你把贫民窟说的非常恐怖，有恐怖的贫民窟，如果你要不想出现恐怖的贫民窟的话，你就要建比较好的贫民窟，也就是说你成品的廉租房的政策要对农民工开放，不能只针对城市贫民。这样的话，他势必要出现一个很理智化，我们知道在上海，旧中国，3、40年代，就是黑社会公开化，合法化，很多社会的秩序的维持，都是帮会操办的。5·4的工人罢工，是决定性的，但是这个工人罢工是工会操办的，不是共产党操办的。帮黑社会登上历史舞台，堂而皇之的公开化维持社会秩序，这个现象，如果今天我们政府还是顽固的坚持，我挡着你，我不让你进来，或者我假装你没有，那么早晚会出现，就是出现劣质的贫民窟，那里面黄赌毒，猖獗，黑社会掌控一切，总要有秩序嘛，正常秩序没有，就是黑社会。这个东西是没有办法组织的。

所以呢，事实上今天的问题，刚才老党讲了，实际上这个农民啊，同志城市化不是一个很美妙的过程，但是一个目前来说不可抗拒的过程，农民总要进城，没有办法，你新农村建设给他盖房子，安路灯，哪怕你给他盖别墅，但是你解决不了农民增收的问题，因为那里没有市场，所以农民还是要进城。农民进程之后，第一代可能勉强可以这么委屈，第二代成长起来，如果我们再对这个农民工的教育问题再不重视，不能让他在城里安心的读书，那么第二代就产生大量的街头儿童，和街头少年。

什么叫黑帮打手？说白了，让他们能够在城里住下来了，能够安下心来的起码的条件，就是让他居者有其屋，一个农民对一个城市有没有归属感，关键在于他在这个城市里头有没有家，有没有一个稳定的家，今天被人赶到这，明天赶到那，然后才能解决下一步，文化认同等等一系列问题。这个问题实际上就是说，我们曾经中国历史上，中国人曾经在这里绊过跟头，但是现在我感觉，有人还要在这些问题上，在同一个课题上再摔跟头，没有办法。为什么呢？中国已经不是一个蜂巢社会了，这个蜂巢结构实际上已经支离破碎了，你的户口，粮食关系，你的福利，你的教育，但是已经不是了，但是他脑袋里面还是蜂巢，还是力求按这种方式来自理，所以呢，这个难题，这个难题不解决，所谓农民问题，就永远解决不了。农民问题不能靠维持二元结构，这是不可能的了。永远不可能。不相信我们看，我们老党讲的，把农民问题变成一个农业问题，把农民从一个身份变成一个职业，所以一句话，农民的问题实际上是一个城市化的问题，谢谢诸位。